香港的国民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

香港暴乱发生以来，大家都在思考，香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随着局势的发展，现在暴露出香港的政治、教育、传媒、司法等方领域存在相当大的漏洞。

昨天（21日），岛上推送了【解局】谁主香港？来解析香港的政治问题，今天向岛友推荐顾敏康教授的文章，他曾任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。此文从教育角度进行分析，一起来看。

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顾敏康

在持续两个多月的香港乱局中，不少香港年轻人成为蒙面 “黑衣人”。他们在多地实施暴行和破坏，叫嚣要“揽炒”（粤语中“同归于尽”的意思）。这令人震惊，也令人痛心。

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如此暴力？又如此敌视这个社会？

事件发生以来，每个中国人都在思考问题的根源。前特首董建华先生曾心痛地指出，自己任内开始推行的中学生通识教育失败，令年轻一代变得“有问题”。

在我看来，诚如董先生所言，香港通识教育有大问题，而事情不止于此，香港的整个教育制度也需要重新检讨。

教师

如果说香港的教育“病”了，那么首先就是教育者出了问题，其次是教材出了问题。因为教育效果如何，关键在于什么人教和教什么内容。

先说说教育者的问题。如果教师客观中立，则学生幸运，有可能被培养出真正独立和客观的思考能力。

香港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之后，首要解决的问题应是“国家观念”的问题。问题是，有多少香港教育者具有这种观念呢？

现在并没有一个对香港教师观念问题的调查数据。但有一个案例可以证明一些问题，那就是由香港大学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组成的“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”。

这个被称为“教协”的组织现有会员9万人，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及参与会员最多的组织。可问题是，“教协”早已被反对派势力把持，近年它已蜕化为一个鼓吹“反中”、“反政府”的组织。

2013年，“教协”出版《香港政治制度改革——以“占领中环”为议题》，注明是“公民及通识科教材”，并请到鼓吹“公民抗命”的非法“占中”发起人戴耀廷做顾问。

2016年8月，“教协”领袖叶建源不但表态支持中学生在校园内宣扬“港独”，更把他们美化成“有主见、个人见解及关心时事的中学生，较有强烈本土意识”。

几天前，“教协”还主动发起示威活动，煽动学界去维园示威，以“强力表达”政治诉求。“教协”理事张锐辉更纵容乱港团体煽动学生罢课，称“他们有表达政见的权利”、“老师要让他们实践”云云，甚至鼓动老师在校内搞冲突。

曾任通识教育教师联会主席的中学教师赖得钟，被发现以“黑警死全家”标语，作为其社媒个人专页的头像照片。有人实名向教育局投诉，指其做法是“鼓吹欺凌警察在校子女”，超出道德底线，并违反《教育专业守则》。

持有这样激进立场的教师去教通识课，去给学生们讲述香港的示威游行，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？

教育

最近，在网上流传的香港通识课本内容令人触目惊心。那么问题仅仅在中学生阶段吗？

我经过调研发现，在香港，连幼儿园、小学使用的教材都有问题。

在最近曝光的香港九龙塘某间幼儿园使用的教材里，有个童话故事是这么讲的：中国是暴虐的国王，而英国是一位神奇的魔法师，最后魔法师救了自由港。

当一批批还是“白纸”的孩子们一次次阅读这样的故事时，一种对祖国仇恨、扭曲的种子，就在心里种下。

最近还有香港家长群组传出，沙田地区一名校的小二常识科工作纸，要求就有关《逃犯条例》游行画画，有小学生画出警方与示威者对峙场景。

校长及家长均认为，这样的议题根本不适合小学生工作纸，质疑教师是否故意将个人政治观点带入课堂和作业上。

再来说说问题最严重的的通识课教育。

从有关介绍看，香港开设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加深对社会、国家、世界和环境的敏感和关心度；同时提高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，并将各科各类的知识融会贯通。

这看上去似乎非常合理，但实际情况可能“南辕北辙”。

比如，通识课分六个单元：个人成长、今日香港、现代中国、全球化、公共卫生、能源科技。

这里会有两个问题：第一老师是否会平均分配这些内容，是否会在政治问题上花更多时间；第二，考试时“今日香港”单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化问题，教师会如何解释这些敏感问题。

其实，不用看具体某个教师如何讲授，光看看教材，就知道课堂上会出现什么内容。我发现，各类教材常见如下内容。

攻击“一国两制”；美化“占中”；激化香港与内地矛盾；内地存在的问题从负面解读，或者直接用恶龙等形象来进一步丑化；引用过时的数据；用人口素质低这类带有歧视与丑化的语言；引用典型的西方视角下关于中国话题的负面结论。

网传一版通识教育课本

在位于港岛南区赤柱的圣士提反书院，有教师被揭以街头抗争作为考试内容。试卷的插图是四名警员抬起一名示威者“王先生”，示威者高叫“占领街道不是犯罪！我们要求‘一人一票’选行政长官！”的政治口号。

而试卷的问题则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知识解释示威者的要求有何“优点”；图中的执法警员更被画得恶形恶相。该名教师想要的答案不言而言。

通识课教材存在这么大问题原因之一是缺乏监管。通识教育自2009年始，各版本课本却无须送审。现在再看，部分“黄师”（持反对派立场的老师）当时就参与了课本编写工作。

著名数学家、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教授曾直言，香港回归后的教育政策制订者对此难辞其咎，在中学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，以及加入通识教育都是一个灾难，令学生变得“通通唔识”，结果培养出一代缺乏历史感、文化观，没有理想、楷模的年轻人。

管理

在此次风波中，我们看到不少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成为“港独”的先锋营。

这些学生会的领导者借由“言论自由”的外衣，公然宣传“港独”和“违法达义”思想。而面对这些言论，乃至学生围攻，各大学校方却显底气不足，不敢像港专学院暨香港专业进修学校的陈卓禧校长那样，理直气壮地反对挑战法治底线的行为。

香港的大学尊重教师与学生的“言论自由”是好，但同时也必须向教师和学生指明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。

一个基本的常识是，“言论自由”不是想说啥就说啥，诽谤人、侮辱人的话不在“言论自由”范围内，那违法、分裂国家的言论还属“言论自由”吗？

但我们看到的是，香港的一些大学校方不敢干预教师和学生宣传“港独”思想，对违反《基本法》的活动、“港独”活动也不敢直面批评。

这些大学不但不能制止有关大学老师的非法言论，还高薪养着这样的老师；对搞“港独”活动的学生组织，未能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资金发放。这一切，已说明香港的大学管理存在严重问题。

现在我们看到的是，香港很多大学面对学生的暴力行为，只敢说一句“痛心”，连明确谴责暴力都不敢说。这说明这些学校的管理者是多么的无能与失职。

　　2016年10月，香港多所大学被挂“港独”条幅

担当

《基本法》第136条规定：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，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，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、教学语言、经费分配、考试制度、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等政策”。

如此可见，在“一国两制”制度下，港府、教育当局在制定教育政策等方面具有关键主导作用。

公允的说，香港教育当局也有人明白，香港回归22年了，但“人心回归”和国家意识一直是个问题。于是，他们曾于2010年提出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。

但此举遭反对派极力反对，指责国民教育是“政治洗脑”。最后教育部门在大型示威下退让，无限期搁置国民教育课程。

还有人提出，香港教育系统里有不少官员，其本身就对国家观念、爱国教育理念持轻视态度，自然不会大力、主动地去推动这方面的教育。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存在，则香港教育当局也必须整顿了。

此次风波结束后，通识课和国情教育方面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
有资深通识科教师建议，教育局有需要就通识教材进行审查，包括将特定议题进行重整，并就敏感字眼进行清晰界定。规定统一教材的可能性也需考虑。

以“法治精神”为例，他认为教育局应列明拥护《基本法》及保障人权等字眼；而“政治参与”则应列明是给予市民权利，以理性和平方式关心社会、表达意见。

政府也需定期抽查学生考试内容，检查考试内容是否与通识教材相符，防止有人利用考试题目迫使学生回答出具负面倾向的答案。

反思香港教育问题，是为了有更坚定的改革行动。港府必须重新审视通识教育，重启国民教育课。

并且，港府还要理直气壮地去做，因为这是一个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。